著名經濟學家熊彼得在他的文章《稅收國家的危機》開宗明義提到：「在消除意識形態的外衣之後，財政預算是支撐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最後骨架。」香港在實施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之後，迎來了健康的議會和社會政治文化，消除和擺脫困擾香港多年的不必要的政治意識形態爭吵。無論立法會，還是特區政府，乃至社會大眾，都可以集中力量，為香港的發展出謀劃策，包括為如何面對財政壓力日益增長而提出理性科學的意見，不必受政治炒作而干擾。

政府也承認本年度財赤將比年初預算案估計的544億元為高，可能逾千億元。財政出現赤字風險越來越高，解決辦法不外乎開源節流，開源比節流來得更加根本。政府自身的行政支出或許有節流空間，但福利、醫療和教育三大開支範疇，在人口老化這個結構性問題之下，能夠大幅度節流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廣大受助的市民苦疫情和多年政治拖累發展之日久矣，這邊廂迎來去政治化，那邊廂面對去福利化/減福利化，這不能說是一種施政為民的做法。目前只有教育能夠通過擴大對非本地生的自資入讀專上教育，以及拓展到自資入讀中小學，才能改善人口結構同時舒緩教育財政壓力。另外兩個這個政策項目，很難達到節流效果。

根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資料，特區政府主要有五大收入來源，按其比例由高至低分別是：利得稅、地價收入、印花稅、投資收入和薪俸稅。所謂開源，不外乎增加原有這五個項目每一項都收入，或者開出新的收入項目這兩種方法。先講如果開出新的收入項目，目前最受大眾關注的，莫過於《施政報告》提出的「成立大型項目融資方案委員會」，如何在不太多增加政府財政壓力之下，公私部門合作，開創新的財政工具和融資手法，讓北都會、新田科技園等對香港經濟發展具有戰略價值的大型項目，能夠盡快上馬，加快刺激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尋找新的增長點。奈何現在仍然未見到具體的融資方案構思。

誠然，《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公共財政要量入為出，但並無限制特區政府在開源節流方面發揮創意手法。公私部門合作、BOT（建設、營運和轉讓）發展模式，土地證券化等等方式，都可以積極探討和試驗實施的。我舉一個未必恰當的比喻：十九世紀後期的清朝，一樣面對因天災和戰亂所造成的財政緊拙問題，同時清朝政府並不具備現代財政學和會計知識，但一樣可以開拓出釐金（一種過路商業稅）、抵押信貸、銀團貸款、官督商辦等開源的財政方法，為洋務運動的各項建設開拓資金來源。清朝都可以創意理財，何況國際化商業都會的香港。

因此，筆者建議：

一，盡快公佈大型項目融資方案的各種融資設想，同時有利於重新引發擴闊稅基的社會討論，盡快形成新的開源政策社會共識。

二，研究評估引入重點企業措施、高才通等各類人才輸入計劃，能夠為香港帶來多少利得稅、薪俸稅等收入，從而更有效地評估企業和人才輸入政策。到底能為特區政府公共理財帶來多少正面效果。

一言蔽之，大膽構思開源項目，小心處理節流問題。

（文：鄧飛 教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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