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姐⋯⋯”
“家人們⋯⋯”
“破防”、“顏值”、“含金量”、“天花板”⋯⋯
 
不知道為什麼，Lizzie每次聽到這些詞語都會無名火滾。
這些詞並非線上瀏覽貼文或文章時所讀到，而是真真切切地在線下“聽見”從她的朋友嘴裡冒出來；礙於友情，絕大多數情況下她不會將這種不滿宣之於口；但公眾人物就不同了，當男團Mirror成員姜濤在發文稱“批評可以但別太難聽唄”、以還擊負評籲給公眾人物面子時，句末的一個“唄”字更是戳中了本來就不是“鏡粉”的她——
 
“邊個香港人會咁講話噶？”她說。
 
小紅書用家Lizzie從事品牌行銷行業，最初接觸到小紅書是工作所需。時逢香港疫情嚴重，實體線下消費力不逮，Lizzie所供職的公司希望藉由這一平台在內地打開電商市場，求變求存。原本線上社交基本局限在Instagram、偶爾瀏覽Facebook的她，對小紅書平台內容推流進行學習瀏覽，但“實在看不下去”，因為上面活躍著的用家，從展現出來的穿搭風格到說話語氣，都非她所熟悉。最後Lizzie唯有調整心態，只當“打份工”。
 
隨著社交媒體的爆炸式的增長，這些在內地網絡社交平台“土生土長”的潮語憑著別開生面、生動形象的本質，迅速從線上火到了線下，深度參與進人們的生活。不為其他，只因這些“匯集民智”的詞彙一針見血，直擊“痛點”和“癢點”，接受了這種表達方式以後，便發現此外沒有更合適的“平替”。
 
但到了香港，情況卻出現了一些微妙的錯差。在粵語區流行的白話語言，與以普通話為基礎的網絡用語有著天然的“壁”。這塊壁由來已久，從發音語法再到語意語境；但“偷偷”載進越來越多香港人手機的小紅書，卻不知不覺在壁上鑿開了縫隙：當兩者“破壁”相遇，擦出的火花，除了驚異，還有更多複雜的情緒。
 
根據資料分析網站Similarweb於2023年1月的統計，小紅書88.3%流量來自中國內地，美國使用者占2.14%，1.97%來自台灣，1.77%來自香港，香港是小紅書的第四大市場；考慮各國的人口基數，香港的小紅書滲透率則將一舉超越美國與台灣，僅次於中國內地；而更是曾於2023年5月一度力壓Meta旗下的老牌社交平台Instagram登頂Google  Play 下載量的榜首寶座。就連2024年DSE中文卷洩題事件，源頭不在一直以來港人慣常使用的Facebook或Instagram，而是在小紅書。
 
除了“生活攻略”與“豆知識”可以在小紅書上被分享，用語風格和文字習慣也可以被“傳染”。當越來越多人花更多時間在這個程式上進行瀏覽、交流乃至主動的創作分享，一些原本只出現在指尖、屏幕上的網絡用語，便出現在了口頭，在日常生活中脫口而出。一些對這一習慣感到不適的香港市民指出，這些遣詞造句並非本地人平時的用語習慣，稱“香港人不嬲都唔會咁講嘢”；一部分網民甚至提出了“廣東話血統被污染”這一概念，來表示自身對於網絡潮語“入侵”的抗拒，並認為長此以往，廣東話勢將在香港“瀕危”。
 
事實又是如何？從小紅書上“加載”下來的一套語言系統運用到生活中，對於香港人來說的確是一場“文化入侵”嗎？當兩種文字上同源、語音上“有壁”的語言透過小紅書看見彼此，這種碰撞將帶領廣東話走向何方？
 
帶著這些問題，香港V對小紅書進行了一輪一線的採訪調查。
 
 
日漸“收縮”的廣東話生態
 
悲觀看待廣東話未來、認廣東話即將衰微的聲音一直存在，且縈繞不去。為回應這些聲音，2019年《關於粵語傳承與保護現狀的調查報告》指出，時年廣東省約1億人口中，約有6700萬人使用粵語；除廣東省外，還有近3300萬粵語使用者分佈在廣西和港澳地區；海外廣府華僑、華人約700萬；全球粵語使用者將近1.2億人。
 
現今在香港有約620萬名粵語使用者，且在1997年至今錄得顯著增長：調查顯示，香港本地的廣東話使用率始終維持在樂觀的水平。在回歸前夕的1996年，88.7％的香港人稱自己在家講廣東話；最近一次調查則是在2016年，在家講廣東話的人口比例增加至88.9％。相比之下，以普通話為母語的人口僅占香港人口的1.9％，少於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口。——如此積極的景況足以令大多數語言的使用者稱羨，已達“瀕危的語言”似乎相去甚遠。
 
廣東話在香港的蓬勃堅固的態勢，得益於語言的活力與生機。包容並蓄一向是國際都會香港的一張名片，而這種特質最直接的反應就在語言上。實際上，在香港使用的粵語與在廣州地區所使用的粵語，已有不少的不同：除了“士多啤梨”、“燕梳”等從英文音譯進入辭典的詞彙，而來已久便不用多講；隨著團體偶像、手機遊戲等次文化的流行，來自日文的“應援”、“課金”在生活中使用時亦不再會引人注意。似乎已經成為了“原生廣東話”的一部分。而這些點綴在當初進入香港人日常用語時，並未遭受過大範圍“溝淡廣東話”的批評，過程顯得自然而然，乃至“順理成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鄧思穎接受香港V採訪時表示，在廣東話中加入外來詞無所謂“好與不好”，到了今天，將這些英文、日文從日常交流中抽離出來反而奇怪，也折損了溝通的效率。
 
那近來對於“小紅書語”獨此一份的抵觸從何而來？
 
“怎麼會有一種語言在紙上蓬勃發展，卻又讓大眾頻頻為它敲響喪鐘？”2017年一篇以《廣東話還沒死，別再替它寫悼詞》為題的文章如此提問。
 
對於粵語存亡的緊張感源起何處？討論一個社會的語言發展方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群的心理傾向不可忽略。粵語是大部份港人就身份認同的一個主要建構成因。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香港已經是亞洲娛樂輸出的先驅者，李小龍的影響力更遍布全球；《尚氣與十環幫傳奇》中主角尚氣更是“漫威之父”史丹李（Stan Lee）以李小龍為原型而創作的角色。直至八十年代，香港音樂界人才輩出，張國榮在韓國、日本等亞洲地區擁有極高知名度，其專輯《The Greatest Hits of Leslie Cheung》在韓國銷量高達30萬張，締造華語唱片在當地的銷量紀錄。這些令港人引以為傲的本土文化產物，多以廣東話為載體，這令廣東話對許多以之港人有多重意義。
 
相較文化軟實力巔峰時期，香港對外界——尤其是內地，輸出文化產品的能力有了實質性的改變。以電影業為例，千禧年後，香港電影因產業滑坡、市場萎縮等原因，步向衰弱與變種。1993年產近250部電影創下高峰期；1996年起，年入座率從昔日6500萬跌至2200萬，香港製作的電影自僅98部，再跌至2009年的51部。形勢倒轉之後，承載“強勢方”文化的語言用法滲入香港人的生活時，這種“立場互換”以及落差帶來的不安感，導致了香港人的神經變得敏感，隨之而來的則是認為自身文化身分“被蠶食”一系列反應。
 
但在社會空間中，不同方言使用率此消彼長是常態。廣東（廣州）話成為官方語言的過程亦是如此。香港新界原居民及深圳原居民的語言是圍頭話，與東莞話、廣州話同屬粵語，與廣州話亦能大致相通。北宋年間，原籍江西的鄧符協於元朗錦田定居，及後子孫繁衍成為新界主要宗族，圍頭話為族內主要溝通語言，亦成為十九世紀中葉前香港陸上居民的主流語言。
 
據香港非物質文化辦事處認定，圍頭人是由深圳最早來到香港的“主人”。 人數約占香港本地人口8成。 因此，香港原居民中往往以“本地人”（英語為Punti）來特指圍頭人。20世紀初，南下進入香港的移民祖籍散見中國各地。客家話亦風行一時；但進入1940年代，來自廣東的移民佔了大多數，粵語才在隨後建立了絕對的優勢地位。香港學校教育日漸普及，廣州話為主要教學語言，加上大眾媒體多以廣州話為廣播語言，令圍頭話逐漸式微。客家人所操客家話亦“敗下陣來”，未能躋身政府文件以及基礎教育所使用的語言。
 
這樣看來，如今以廣州話為藍本的廣東話在成為香港官方語言的過程亦並非“天經地義”，而同樣是社會經濟流動的產物。而這種流動一天不止，在香港使用的語言則一天不會停止變化。
 
 
內容產品在地化的啟示
 
但有的香港人仍然願意搬來石頭，希望試圖堵住這種流動。
 
百貨應百客。即便登上了應用程式商城下載量第一位，小紅書仍在部分網民那邊“水土不服”。針對這部分群體，香港V在網絡上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不喜歡使用小紅書的香港網民中間，理由主要集中在“缺少香港相關內容”以及“平台審核問題”。而語言上的隔閡，例如繁體使用者對於簡體漢字內容的不適應，則更是以斷崖級別的優勢排上了第一位。 

香港V民調

在網絡之外，線下直面客人的門市中，亦有不少內地品牌和IP“夾硬”地搬入香港。2024年5月，來自杭州的“吳小糖沙拉煎餅”進軍香港市場，在灣仔開設首店。該內地品牌改良傳統煎餅果子，餡料加入沙律醬等西式元素，紅遍全國；但其香港店近日卻在開業之後迅速引起爭議：有網民發現店內各個餐牌及招聘廣告，全是簡體字，未有轉用香港慣用繁體字。另外，餐牌上各項餐點價錢，均以人民幣符號“¥”標示，而非港幣的“$”，全然沒有顯示出在地化的“誠意”。香港V記者就未來包裝策略向吳小糖沙拉煎餅母公司“宏麦餐饮公司”求證，截至發稿未獲回覆。

吳小糖沙拉煎餅 

在地化工作不夠到位，新店即時引起香港與內地網民群起攻之，不少人認為店家未有尊重本地市場，表示“你說logo 用原本的簡體可以明白，但連其他地方都用簡體就明顯不尊重，希望快點倒閉”、“除了logo，其他要用繁體字，還有貨幣顯示¥是什麼意思？”；也有網民批評店家公然搞年齡歧視，呼籲大家可向平機會投訴。從這一角度上來看，在“壁壘上”重新“砌墻”的香港網民，他們的擔憂並非無根之葉，“搬石頭”背後同樣有其動因。
 
2024年1月，韓國男團Seventeen在澳門舉行演唱會，場上卻在提供普通話翻譯的同時，沒有提供粵語翻譯，引起當地樂迷的微詞；至於那個讓Lizzie“無名火滾”的姜濤的“唄”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鄧思穎教授指出，也是因為明星或其團隊未能考慮清楚發文的受眾。——無論個人的日常生活，或是產生經濟效益的商業行為，當走進一個新的地方、面對一群特定受眾時，是否又需要對受眾所使用的文化語言持有多一分的尊重？
 
鄧思穎提到，根據詞彙的分類，部分用語具有特殊性與不可替代性。例如在餐飲業，日本飲食中的“拉麵”，以及英文餐牌中出現的“Petit four（小焗爐）”等法語。這些在當地語言中找不到對應語彙的詞語，有時也的確只能“夾硬照搬”，消費者從接觸到接受需要時間。但這種文化碰撞的過程，必然需要雙方均釋出友善，才能在互通有無中找到一條折衷的路，乃至碰撞出創新的火花。而先邁出腳步的那一方，保持一種謙謹、包容的態度，方可能實現“雙向奔赴”。
 
 
“非必要不合作”的“石頭”
 
Lizzie 這樣的“搬石人”不在少數。不少人與她一樣，希望將自己與其心中的“亂源”小紅書劃清界線。
 
但真正做到“割席”並非易事。
 
網民lawrenxew分享自己最近的學琴經歷：練到拜厄第47條，怎麼樣都過不了。去小紅書上一搜，才發現這首曲子被大家叫做“拜厄的第一個黑洞”。好多人分享自己練了好久才啃下來的經歷。有很感性地咒罵這首曲子的，也有很認真地分享怎麼彈好這首曲子的。
 
“同樣的一個用戶場景，YouTube 和 Bilibili 這樣的長視頻平台很難看到那麼細碎的分享。其實早點時候豆瓣可能有奇效，但是通常細分用戶的小組里最後一條帖子都是幾年前的了。”
 
據lawrenxew形容，能通過搜索找到如此細化的用戶群體，而且能讓用戶那麼信任的社區產品，除了小紅書真的是沒有了。她稱“小紅書真的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產品”。
 
這是很多小紅書用家的心聲：當你第一次做任何陌生的事，你都能看見有“前人”在這裡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此同時，不少留英、留澳的的留學生稱小紅書是自己的留學指南，中間不乏港人。
 
“因為好似香港人一向冇乜分享嘅習慣。出聲問唔到合適嘅人時，咁就不如走（小紅書）上去問陌生人。”香港網民Chloe向香港V分析稱。她曾在疫情期間留英一年完成學業，然後回到香港。從在伯明罕當地辦理電話業務，到銀行卡被竊後的處理流程，在異鄉求學的她都曾經求助過活躍在這個平台上與她經歷同樣困難、又樂於分享的博主們。如今她在香港工作，仍然保持著使用小紅書的習慣，而且進一步成為她日常生活以及北上消費時避雷探店的工具。
 
“又好難講佢（小紅書）無用喎，”曾試圖與小紅書劃清界線的Lizzie也稱。她稱自己內地朋友數量不多，平日沒有什麼了解內地的渠道，因此小紅書成了她窺見內地生活及市場為數不多窗口；除了進行“人類觀察”，她更揭露了一個事實：上面很多遊客與“港漂”分享的本地生活攻略秘辛，有些時候“生於斯長於斯的港人都未必知”。
 
例如“如何用回鄉證絲滑坐高鐵”、以及“如何一眼認出香港垃圾公司”——一些被人點出的香港生活工作的小細節，Lizzie承認，“不驚訝是不可能的”。除了看到內地，小紅書也成為了她重新審視自己香港生活的另一面鏡子。但她仍然沒有打算被小紅書上的生活方式“同化”。她的做法是“為自己確定一套mindset”，將小紅書當作“condom”，用完即棄。Lizzie形容自己的這種解法是貫徹“港人的實用主義”。
 
然而除了實用趁手的攻略，小紅書及隨之而來的“過度分享”也為香港帶來了一些麻煩：近日，小紅書一名户外及攝影博主公開分享她在西貢發現的一個美麗外島。不過博主不單分享了該處的自然風光，更在該處活捉大量海膽生吞的經歷，並形容為是“抓海膽絕佳好地方”、“在香港野外可以實現海膽自由”。博主公開了該島的名稱，惹起大量爭議：許多網民則擔憂這種行為可能會對環境造成破壞，質疑“香港海域這樣捉海洋生物不違法嗎？”，並陰陽怪氣起來：“慘了——一上小紅書，香港生態很快被破壞”，以此調侃KOL們在小紅書“幫香港倒忙”。

小紅書截圖

從不妥當的景觀打卡方式 ，到公開考試的洩題，乃至於“港鐵逃票攻略”，如何發揮“港人的實用主義”讓小紅書為自己與周邊的人帶來更正向的影響，仍然是香港以及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需要研究的課題。
 
 
變動不居的用詞和語意
 
從“抵禦小紅書化”到“保衛廣東話”，這種自發的努力發展到後來，喚醒了不少粵語人對於自身母語的審視與反思，亦在香港年輕網民中間掀起了新一輪的廣東話“正名”活動：“中伏”與“中招”、“瀨屎”與“失禁”，哪個是“正統廣東話”？不少90後、00後在詢問長輩後，驚覺自己在上一輩的粵語使用者眼中，同樣說著“唔三唔四嘅廣東話”。
 
放眼世界，試圖從語言文字樹立文化身分信心的努力，出現在全球的每一個角落。韓國根據其發音kimchi而正名為“辛奇”；印度政府在對外屢屢自稱“婆羅多（Bharat）”亦被視為對國家身分的重建。這些由上至下的文字名稱改造在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中頻頻可見，且具有強目的性；
 
但正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卻是一種文化自然生發的。而在語流的衍變中，每個詞所表達的意義和感情亦處在不停的變化之中。香港以及在香港使用的粵語，使用過程中慢慢偏離了原意、衍生出新意的不在少數。例如“飲咖啡”從飲食動作變成遭受廉政公署調查的代稱。
 
而語言的差異背後，折射出的是語言使用者更深層次的生活環境的不同。生長在深圳、在小紅書上推廣粵語的博主阿袁拿日常生活中“冷氣”與“空調”的設備名稱舉例：嶺南地區的溫度調節設備基本不會用到制熱功能，而更北方的地區，考慮到一年的最低溫，同樣的設施則通常制冷制熱兼備因此，但若更北部的住民，這種室內溫度調節裝置擁有制熱的功能，假若以單純的“冷氣”代稱“空調”，則於理不合、於意不通。因此同一件東西在不同地區往不同面向發展出兩個名稱並不稀奇。
 
但對於小紅書上的“家人們”，香港網民本來只是在提及帶有玩笑性質的使用，往後甚至衍發出了“屋企人”乃至 “家撚們”的“在地版本”以及“改良版本”。這些玩世不恭的搞怪詞，充滿著調侃戲謔，卻成為人們繁忙生活的一副解劑，豐富自己平凡又不凡的日常。
 
香港網民pizzy talk 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雖然他自知自己的觀點許多香港人並不買帳，但他覺得，如果個文化有自信，有斤兩，有substance嘅話，就算有一日香港（人）全部都講普通話，都“搇唔住浸香港味”。“掉返轉，成個city唔北上，唔講普通話，但係冇innovation，淨係永遠‘追悼會’式懷緬，呢度又‘最後一間手做菠蘿包’、果度又‘最後一間用煤氣爐嘅工廈飯堂’咁撚‘蔑jit’個文化有一日都一樣玩完。”
 
彷彿一個巨大“中文語料庫”的小紅書，來自各個地方的漢字語言在它的體內不斷地融合發酵，洗練篩選。當它衝擊香港的時候，被香港人使用著的廣東話沒有因此褪色，更沒有消退，而是悄悄地改變著。
 
 
生生不息的文化和社會
 
“標記我的生活”——這是小紅書的slogan，在消費與營銷5.0新時代“生活共創”之下，培養一群“愛嘗鮮”、“愛生活”、“高消費力”、“愛分享”的用戶。小紅書志在於成為這些用戶的“生活指南”。
 
而香港人本地人使用小紅書，目前也仍然集中在探索“北上玩法”、收集“內地攻略”的層面。但這個被算法驅動著的平台包羅萬象，紀錄著用戶的點點滴滴，也讓他們透過這個窗口，直接地看到了“羅湖以北”的人的生活方式：從吃喝到穿搭，從喜怒哀樂到人生選擇——甚至是一個不一樣的香港。
 

小紅書截圖

小紅書上，當內地觀光客將位於將軍澳華人永久的黃家駒墓碑作為“名人陵墓”而前去打卡、紀念合影，並上傳分享時，香港人卻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接受網絡時代，墓地毫無徵兆地出現在自己的為了“放鬆”、“hea下”的手機屏幕上。瀏覽著小紅書的他們，一方面驚訝於這種數字時代的“朝聖”方式，一方面亦感懷於本地歌手及其作品的影響力走出香港所帶來的影響。
 
橫看成嶺側成峰，平台亦“借”給了香港人另一雙看待故鄉的眼睛。從別開生面的citywalk路線到奇想天開的打卡點，香港人亦驚訝於自己借小紅書看到了自己生活了數十年的城市的不同切面。並非每一個香港人都已經決定好自己是否要認同這些與自己過往相去甚遠的生活方式，但一座新的觀景台已然擺在面前——是否湊近前去一看究竟，決定權在每一個人手中。
 
同樣的，在社交媒體時代，任何的流動都並非單向。在小紅書上推廣粵語的阿袁表示，廣東話在非粵語母語者仍然保持著強有力的生命力。據阿袁的觀察，多數追蹤他人並非工作生活所需，而純粹出於個人興趣以及對香港乃至粵語區文化的著迷。這樣一個大開大合的分享平台，亦能將廣東話及其所承載的文化的光輝面放至最大。
 
經濟發展、工業革新、社會風潮不斷更迭，遣詞用語也就不斷消亡更替。香港正在改變著，亦將一直改變。香港人使用的語言也是如此。鄧思穎教授提到，語言變化的過程，就是“經過與第二種語言的接觸而淘汰舊的、產生新的”。“坐van仔”這樣粵、英、華三種辭語混合使用，除了香港很難在第二個地方見到。這樣的日常語彙的背後，展現的正是香港作為一個鄰海粵語城市、接受中英文化分治交融的發展軌跡，以及一個個腦袋“轉數快”的香港人生機勃勃的日常生活。每一個切面自然而然的生發著，沒有“改弦更張”的刻意計較，只是在衣食住行中脫口而出，反映著如瑰寶般的香港的每一個“切面”。
 
而這樣的香港，面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帶來的另一個切面，已經準備好了嗎？

採訪/撰文：Charlotte 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