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中評智庫基金會不久前在澳門舉辦座談會，邀請前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與前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暨澳門學者同盟大會主席駱偉建、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龐川、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林廣志、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蔣朝陽、澳門理工《世界博彩與旅遊研究》主編暨亞太博彩研究學會會長曾忠祿、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理事長李自松與會。座談會由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全國政協委員吳志良和中評智庫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評論通訊社副社長王平主持。與會者圍繞澳門回歸25周年的成績與經驗、發展前景與努力方向，從不同的專業領域出發，各自給出了精辟的見解。
與會者合影
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2月號以《澳門回歸25周年 回顧與展望》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吳志良
吳志良：開場白
感謝大家撥冗參加今天的思想者論壇，也感謝中國評論來澳門合辦。大家都有不同的專業背景，可以從不同的方面提出自己的觀點。我作為一名歷史學者，也有自己的基本判斷。
澳門回歸25周年，從歷史上來看，絕對是澳門歷史上最輝煌的25年。這是第一個判斷。
第二個判斷就是澳門回歸25年來，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一國兩制”的實踐都是成功的。
第三個判斷， “一國兩制”是為統一台灣提出來的，率先在港澳實踐。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成功，也是講好中國故事的最佳題材。因為“一國兩制”在政治上是重大的突破，對國家治理、全球治理都可以帶來啟迪，所以“一國兩制”也是我們對人類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值得大書特書。
澳門回歸馬上就要25周年，把這個故事講清楚，把我們成功的原因講明白，把“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的成功講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同時，藉我們對成績的總結，也看看我們未來面臨的挑戰是什麼，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怎麼來解決。結合25周年來的實踐，同時也可以結合新特首提出的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政綱，來對澳門的未來進行一個展望。
很難得有中國評論提供的這個思想者論壇平台，讓我們對澳門回歸25周年進行集中、全面的回顧與展望。因為現在有很多的報導，都是從一個側面講，所以今天就請了大家從不同的角度來談。
今天的主題是回顧和展望，第一個就是要講透成績，第二個把未來該做的工作做實。因為我們“一國兩制”不僅是講給人家聽，更要做給大眾包括我們自己看。能把老百姓關心、感覺到的事情做實了，中國故事才能講得更精彩。這都是連在一起的，希望大家暢所欲言。
駱偉建
駱偉建：三大階段的中心任務經過實踐基本完成
我主要是圍繞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以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踐，做一個回顧和展望。
首先，回顧“一國兩制”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踐，我覺得我們可以從歷史的縱向的角度做一個評估。從鄧小平在1982年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之後，實際上我們大概經歷了三個“一國兩制”的實踐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中心任務。這些中心任務經過實踐已經基本上完成了，也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我大概是這麼劃分的。
第一，“一國兩制”實踐的第一個階段，它的“中心”任務就是要確保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保證澳門的平穩過渡和政權的順利交接。
圍繞這個中心任務，實際上做了幾件非常有影響的工作。
第一件工作是制定瞭解決港澳問題、包括澳門問題的12條的基本方針政策，而這個方針政策是將鄧小平先生“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具體化。我們正是運用了對港澳的基本方針政策與葡萄牙政府進行談判，達成了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這個聲明，明確了1999年12月20號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這說明“一國兩制”是能夠用和平的方式去解決歷史的遺留問題的。
第二件工作就是制定了《基本法》，也就是把構想和政策變成了法律，用法律的方式去保障“一國兩制”的實施。應該講，經過20多年的實踐，也證明了《基本法》是反映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政策和原則，也符合澳門社會的實際，能夠用法治的方式保障“一國兩制”的實施。所以，第二件工作我覺得做的也是非常成功的。
第三件工作就是在《基本法》制定之後，如何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將原有的澳門的制度法律與《基本法》銜接，從而能夠實現我們經常講的平穩過渡、順利交接。實際上就是一個直通車：你在事先做好銜接了，那麼到了1999年12月20號，你就可以平穩過渡了。
在這個過程中，又抓住了當時澳門社會的三個重大問題，一個就是法律本地化。法律本地化，最重要的就是解決法律的清理、整理、完善問題，最後把它變成本地的法律，這樣符合《基本法》的要求，能夠經過審查，能夠把它變成澳門特區的法律，這是一項工作。
法律本地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司法機關的本地化，就是法律人才，尤其是法官、檢查官的本地化。這個工作確實比較艱難，因為在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中期，當時沒有本地的法官、檢察官。這批法官、檢察官的本地化，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後來的依法施政、正確解釋《澳門基本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就是公務員的本地化，這深刻影響到了回歸之後。為什麼澳門的管治隊伍能夠落實愛國者治澳這個原則，就與公務員本地化有直接的關係。因為當年澳門的公務員特別是中高級的公務員，華人是少之又少，屬於極個別的，高級的都是葡國派來的，中級的都是土生葡人。這種情況不适應回歸。當時吳志良主席也做了很多工作，因為他身在行政系統，對情況比較瞭解，給我們提了很多建議。
第三個就是把中文變成法定化的語言，中文有正式效力。因為回歸之後，澳門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行政區，使用中文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個過程要早點進入日程。
所以第一個階段，從構想到方針、政策，到《基本法》，然後再到與《基本法》相銜接，這麼幾件工作做完以後，才有了1999年12月20號順利的政權交接和特區政府的成立，真正實現了平穩過渡。這樣一個過程，無論澳門居民，還是國際社會，都是充分肯定的。這也說明，“一國兩制”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是完全行得通的。
第二個階段就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重要的任務就是證明為什麼澳門同胞接受“一國兩制”？這是因為“一國兩制”有一個承諾，就是回歸之後澳門的社會能夠保持穩定，澳門的經濟能夠繼續發展，也就是說大家的生活方式不變，生活水準應該比過去有更好的提升，這是澳門同胞接受“一國兩制”的最主要原因。這也是鄧小平先生講的，我們的“一國兩制”一定要照顧到港澳同胞的利益。
港澳同胞的利益在哪裡？主要就在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生活水平。按照這樣一個標準來看，我覺得我們第二階段這兩個目標也基本實現了。
首先我們看前面講的兩個詞，其中一個是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它不是一個虛構的東西，它是一個澳門社會實實在在產生過的問題。
在回歸之前到之初，確實澳門社會治安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甚至當時澳門司法警察司司長的座駕都被炸彈炸到天上去了。
當時可以說人心惶惶，如果這個社會都不穩定，它何來經濟發展、安居樂業？做不到的。所以特區政府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扭轉治安不靖的這麼一個狀况。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和特區政府的努力下，很快扭轉了這個局面，使得澳門社會能夠穩定下來；而且這種穩定性保持到至今，所以才有了我們澳門現在的世界度假旅遊休閒中心。因為旅遊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你不安全誰還敢來？人家來不是來送命的，也不是來送被搶劫的，是吧？這說明什麼？這說明我們的“一國兩制”是可以做到“穩定”的。
第二個就是關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在實踐上也證明了我們的“一國兩制”能夠實現這個目的。因為在回歸前和回歸初，印象記得在2003年之前，澳門的經濟基本上處在下滑的階段，失業率比較高，我們最高的時候失業率有百分之七點幾。所以03年有些因為失業人而舉行的一些遊行示威，在那個時候還發生了警民之間的衝突。
澳門特區政府在解決了治安問題以後，就集中精力抓經濟、抓民生，才有了我們經濟政策的一個重大的調整。抓住了澳門《基本法》118條的規定，要根據澳門的整體利益制定旅遊娛樂業的政策，所以就有了我們現在所謂旅遊博彩業的開放。這一個政策的開放，加上我們中央政府當時政策的配合，最主要就是自由行，就這樣一下子把澳門的經濟搞活了。
所以澳門經濟一路向前發展，到了2019年的時候，澳門的經濟從各個方面，無論是經濟的GDP，還是個人的收入，還是充分的就業，等等，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已經在世界經濟發展體系中名列前茅。這說明什麼？說明“一國兩制”給了我們澳門高度的自治權，可以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符合澳門實際的政策，推動了經濟發展。
當然，另外也說明，澳門的經濟發展除了自身的原因以外，有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國家對它的支持，最早是CEPA，然後自由行，然後區域合作，然後給澳門不斷地授權，還擴大了我們澳門行政管理的範圍，這就為我們澳門的各方面的發展拓展了空間。
所以到目前為止，澳門特區實現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民生也在經濟發展的時候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因此，我個人認為第二階段也是基本成功的。
第三個我覺得“一國兩制”要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地深入並進入新的一個階段。新階段是什麼？我覺得在澳門回歸之後已經實現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我們應該進一步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這個優勢什麼？就是澳門必須要在融入國家的過程中間，它一方面得到國家後盾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必須為國家的發展戰略進一步提供服務。衹有這樣，“一國兩制”才能夠既符合國家的利益，又符合我們特別行政區的利益。這個階段目前已經在進行中，當然還要進一步發展。但是從初步的勢頭來講，我覺得也是比較好的。
澳門特區政府也好，我們澳門居民也好，大家都認同澳門一定要融入國家的發展，而不是跟國家保持隔絕的狀態。而在融入過程中，澳門一定要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我們的優勢是什麼？就是中央定位的聯通世界。
我們講的一個平台，實際上就是人心相通，在中國走向一帶一路、與各國交往的過程中，發揮我們澳門歷史上曾經把中西文化能夠融會貫通的優勢，積極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去促進國家的發展。這也是我們澳門的長項，我們還要進一步去做好這個事情。
還有我們國家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有很重要的一個戰略部署，就是區域合作，所以我們澳門也必須在國家區域合作的戰略中進一步發揮作用，利用自身優勢為國家的現代化戰略提供服務。
從回顧的角度講，這三個階段的任務，我覺得基本上都能夠得到落實。
回歸之後，我們澳門政府包括澳門同胞，跟中央政府有一個非常好的合作：我們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支持中央的一系列的決策，而且還採取很多辦法去落實中央的規定，所以這個主權問題是得到落實的。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講。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落實《基本法》23條，澳門要為維護國家安全，履行自行立法的憲制責任。
我們澳門在2009年已經完成了23條立法的工作，後來根據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求，在2023年又做過一次全面的系統的修改：無論從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到建立專門的執法隊伍，然後還有法律訴訟程序的修改等等，從各方面澳門對國家安全問題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配套。所以我認為，對國家安全方面的需求，也得到了落實。
從這樣一些指標來看，我的結論是，“一國兩制”在澳門是得到成功的實踐，而這個實踐應該是有客觀的數據支撐的，並不是我們主觀的判斷。
澳門回歸25周年，我們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實我們也存在一些問題。所以從25年慶祝之後，我們至少還有25年，需要持續改善。
龐川
龐川：高等教育發展是澳門回歸25年最突出成就之一
我2001年到了澳門，基本上相當於全程參與了整個澳門回歸以來的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
從澳門回歸到現在，這25年對澳門的城市形象的改變來說，我想可以說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回歸以來澳門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一張閃亮的名片。
1999年的時候，澳門的在校生大概是7000多人，教職員工800多人。7000多的學生當中其實有很多的是遠程的兼職的學生，真正的全日制的在校大學生，特區政府沒有公佈資料，我估計大概也就最多一半左右。
那時候澳門最主要的大學就是澳門大學，1999年的時候澳門科技大學還沒有成立。那麼到現在我們看一看，規模上已經產生巨大變化——2023年澳門高等教育的註冊人數已攀升至55,611人，其中碩士學位約佔總學生數的34.92%，博士學位佔總學生數的約9.2%。今年，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超過6萬的本科、碩士、博士。
品質上，我們可以看到品質是越來越好。剛回歸的時候我剛來，人家說你到哪去，我說公派我到澳門來，到我們科技大學來工作，他說澳門有大學嗎？這就是普遍的別人的一個反應。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學生的錄取分數越來越高，我們的學生在學校裡邊不斷取得成績，在比賽當中取得成績；還有到國外讀研究生被錄取的學校的情況——我們看到國際上很多的名校都會錄取澳門的學生，每年都會有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等這樣的名校錄取澳門的大學生去讀碩士讀博士。
那麼再看我們的世界大學的排名，澳門大學已經歷史性地達到了全球前180位，澳門科技大學也在250~300位之間，這是泰晤士的大學排名。這也是25年前完全難以想像的一個事情。
談到對於整個城市的影響，一個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方面， 6萬學生當中大概就1萬多一點是本地生，超過4萬的是非本地的——那麼超過4萬非本地的學生的家長放心把孩子送到一個以前被稱為賭城、回歸前打打殺殺的這樣的一個地方，而且是一直都很安全，這本身就是對澳門治安和教育成就的證明。
教育水平的提高使澳門的城市形象得到巨大的提升。我們未來的希望是，人家提到澳門，會說是一個高等教育高度發達的一個大學城。
從經濟上的效益來說，我是商學院的教授，很多人不喜歡把高等教育跟經濟聯繫在一起，但是我極力把它跟經濟聯繫在一起。不能在經濟上面取得好的收益的話，它不可能可持續地發展。
6萬多名大學生，他們在澳門讀書的學費、生活費，以及其他相關的費用，對澳門的經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按每個學生每年在澳門居住200天來粗略估算，這相當於給澳門增加了1200萬人天的遊客量。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消費力量。
還有比如說我們解決就業，現在澳門的高校教學人員大概3000多，行政人員政府沒有統計數據；按與教學人員1:1來估算，高等教育每年能提供6000個左右的優質就業機會。我想未來隨著高等教育的進一步的發展，隨著特區政府對師生比改善的進一步要求，未來會給澳門創造更多的優質就業機會。
回歸以來這樣的一個高等教育的發展，究其原因是什麼？它不是自然而然就變成這樣的，總結起來我們說是根植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根植澳門的意思就是我們是要有澳門特色。這個大學如果是跟廣州、珠海、北京的大學一模一樣的，我為什麼要來？我學費要多交那麼多，我為什麼要來？那麼我們說澳門的大學教育具有澳門獨特的文化特色、獨特的專業設置等等這樣的一個特徵。
背靠祖國，我覺得是最大的一個成功因素。我們充分享受了“一國兩制”給我們帶來的紅利。國家給我們的這樣的一個政策，比如說允許我們在內地招生，而且在本碩博以及在科研平台的設置、人才政策的鼓勵、科研資金的資助等等各方面，逐步在往上推。包括我們吳主席一直推動的社科基金向港澳開放，現在也能做到了。這樣一系列的政策，對澳門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是最大的支持，是最大的底氣。
我們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也是國家科技部給澳門的。有了國家重點實驗室的這個金字招牌，我們就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這樣子就形成了一個正向的循環。我們吸引人才來了之後，就能創造更多的科研成果，有更高的科研地位，從而又能吸引更多的科研人才。現在澳門的幾家重點實驗室的科研水平，都是世界領先水平，所以背靠祖國是“一國兩制”的國策對我們的最大的支持。
面向世界。澳門的所有的大學一樣，必須要走國際化的道路，這也是澳門的優勢。因為澳門在歷史上就是中西文化薈萃、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方。所以在這塊，我們應該思考怎麼樣去把澳門的高等教育進一步地國際化。我們理應比內地的高校在國際化這塊走得更前面，做得更好。
我覺得高等教育的發展遇到的最大困難，第一個是人才，第二個是資源。
人才方面，澳門跟香港比，各方面能夠提供的條件也好、科研平台也好，還是不如香港的。
此次三中全會又對澳門提出了新要求，就是澳門要做國際高端人才集聚的高地。那麼這一塊澳門怎麼做到？我們的大學在這裡面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這一塊是值得我們深入去思考的。
還有投入的資源問題。我們看到澳門投入的資源是非常的低——疫情期間即使不太準或者被人為拔高了，其實也不多，因為GDP的分母下降了——它衹佔0.4%，用2019年的數據來看的話，衹有0.29%。0.29%相當於什麼？相當於非洲的安哥拉等等這樣的國家的投入水平。澳門在教育科研投入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挖掘。我想特區政府未來在這一塊的投入的增加，會有力地推動我們的高校在科研在人才這方面的發展，所以我們也非常地期待。
曾忠祿
曾忠祿：澳門博彩 肯定成績 正視挑戰
自2002年來到澳門，我就一直在研究博彩業，20多年了。我研究的重點是澳門博彩業自身的發展狀況及它未來的趨勢，全球博彩業的發展狀況及澳門博彩業的國際競爭力。
首先，在回歸後的25年，澳門博彩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99年，澳門回歸的當年，澳門博彩收入僅僅是130億澳門元；但到2023年，澳門博彩收入已達1830億，是1999年的14倍，而今年的倍數應該還會上升。
博彩企業的投資增加了澳門對遊客的吸引力。1999年，澳門的遊客總數僅744萬，而到2023年，遊客總數已達2821萬，是1999年的3.8倍。博彩業的發展也推動了澳門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2002年，澳門人均月工資中位數是4672澳門元，而到2023年，該數字上升到17,500 澳門元。是2002年3.6倍。
澳門博彩業巨大成就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當然是“一國兩制”。如果沒有“一國”，澳門就得不到中央和內地的支持，博彩業就沒有這麼大的發展機會；如果沒有“兩制”，澳門的博彩業就沒有存在的空間，以及相對獨立的規管制度。
基於“一國兩制”的基礎，有兩大事件為澳門博彩業成功發展創造了條件。一是2002年澳門開放賭權，引進外資。賭權開放打破了澳門博彩業長期的壟斷體制，為澳門博彩業帶來了競爭，也帶來了新的經營理念和新的經營模式。
二是內地開放自由行。2003年以前，澳門的遊客來源主要是香港。但是自2003年內地開放自由行以後，內地的遊客快速增長，現在澳門遊客的最大群體是內地遊客。2023年，68%的遊客來自內地。今年前9個月，內地遊客比重為70%。
在肯定澳門博彩業的成就的同時，我們也要正視澳門博彩業現在面臨的挑戰。
一方面是相對美國拉斯維加斯和周邊具有競爭關係的國家，澳門博彩業的競爭力正在下降；另一方面是更多的周邊國家開放博彩業，對澳門形成更大的競爭壓力。
第一個問題，澳門博彩業的國際競爭力正在下降。
澳門博彩業與國際上比較、跟周邊國家比較的話，競爭力正在下降。例如，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儘管離澳門很遠，但它在國際上吸引高端客人方面，仍然跟澳門形成競爭。疫情以後，拉斯維加斯博彩收入迅速恢復並快速增長，但澳門恢復緩慢，原來的相對領先優勢正迅速下降。2019年，澳門的博彩收入是拉斯維加斯的5.5倍；而2024年前7個月，澳門的博彩收入下降為拉斯維加斯的3.3倍。
周邊國家的博彩業對澳門的競爭更加直接。疫情後周邊國家博彩業迅速恢復，相對澳門，競爭能力不斷加強。2019年，澳門賭場博彩收入是新加坡的11倍，而2024年前6個月，該比重下降到7.2倍。
在亞洲博彩業發展得最快的是菲律賓，比新加坡還發展快。2019年，澳門的博彩收入是菲律賓的7.4倍，2024年上半年，下降到衹是菲律賓的4.7倍。
韓國的博彩收入2023年已接近2019年水平，今年有望超過2019年。
除了現有的競爭，未來幾年澳門周邊可能還有更具競爭力的競爭對手出現，對澳門形成更大的衝擊。
一是美高梅正在日本建造賭場度假村，估計在2029年至2030年開幕。日本的賭場度假村開幕，可能會導致澳門流失內地上海以北的大量客源，因為這些地方飛日本比飛澳門更近。二是泰國也正在落實賭場合法化的過程中。泰國計劃興建7個賭場度假村。如果一切順利，泰國最早可能在2029年就會有賭場度假村開業。泰國是中國遊客最喜歡的旅遊目的地之一。泰國賭場度假村開業，對澳門的衝擊可能會比日本的衝擊更大。
而澳門，由於地理空間的限制，以及現有的博彩法律限制，暫時看不到有新的大型旅遊設施建設；而沒有新的大型旅遊項目，未來更難吸引遊客，因為遊客都是喜新厭舊的，尤其是澳門，62%都是回頭客。沒有新的設施，遊客對澳門的興趣會大幅下降。
第二個問題，澳門的非博彩娛樂發展不夠理想，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導致遊客呈老化趨勢。澳門的遊客的年齡統計是從2017年才有的。2017年，55歲及以上年齡段的遊客佔訪澳遊客總數的比重為20.9%，2019年該比重上升到23.0%；疫情之後的首年，即2023年，該比重為27.5%，2024年1~6月份更上升至28.2%。
我們同拉斯維加斯比較可以看出這一點。2018年，拉斯維加斯60歲及以上的遊客佔遊客的比重為22%，到2023年，該比重下降到了12%。這與澳門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儘管美國人口也在老化。
由於澳門在非博彩娛樂方面的發展不夠理想，因此目前澳門對博彩業仍然是高度依賴，經濟風險仍然非常高。經濟風險高低，主要是看兩個指標，一個是看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的集中度，第二個看就業的產業集中度。到9月份為止，政府的財政收入84%來自博彩業。就業方面，澳門本地居民有24%是在博彩業及相關公司工作。因此儘管澳門一直在說要經濟要多元化，要減少對博彩業的依賴，其實到目前為止，依賴是在加深，沒有減少。澳門的經濟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
總結起來，澳門現在主要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怎麼吸引年輕的遊客？怎麼提升國際競爭力？怎麼減輕對博彩產業的高度依賴？這幾個方面的問題不解決，未來澳門博彩業將面臨嚴重的挑戰，而博彩業面臨問題，澳門整個經濟都會面臨問題。
林廣志
林廣志：國家所需、澳門所長是精準概括
我僅從國家治理層面談談回歸以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新發展及其未來趨勢。而“國家所需、澳門所長”是對國家與地方良好互動關係的精準概括。
一、回歸以來，澳門地方治理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其治理實踐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提供了成功案例。
討論“一國兩制”的實施及其成效，必須從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層面去思考，即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國家如何治理澳門以及澳門如何服務和參與國家治理，如何建立以“一國兩制”方針為根本遵循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國家治理體系包括中央與地方關係。在實踐上，自回歸以來，中央將澳門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同時，十分強調在“一國”基礎上尊重“兩制”，把港澳地區發展納入國家規劃。在“十一五”規劃以後，國家逐步確立澳門“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以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等發展定位和戰略功能，並明確要求澳門居安思危，積極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同時，為支持澳門長遠發展，逐步明確澳門特區的地域管轄範圍，包括建設澳門大學橫琴校區、劃定澳門海域面積等。
澳門特區方面也自覺參與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一方面，積極維護國家安全，通過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並作出必要的修訂，為“愛國者治澳”作出法律規定，不斷夯實“愛國愛澳”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第四屆、第五屆特區政府制定第一、第二個五年規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制訂“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規劃”；第三，教材編寫是國家事權。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的學校可以自主選擇教材，澳門教育部門則主動選擇與國家相關部門合作編寫中學歷史課本，幫助澳門中學師生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國家觀、民族觀。
國家將澳門納入治理體系，而澳門特區主動適應和參與國家治理，創造了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國家治理的新模式，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新成果。
二、回歸以來，澳門地方史納入國家歷史敘述框架，為實現國家歷史敘述的完整性、系統性和準確性，推進澳門地方史研究的“國家意識”明確了方向，奠定了基礎。
澳門歷史是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澳門歷史與祖國歷史息息相關、密不可分。回歸以來，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的許多歷史文化重大項目設立了“澳門卷”，使澳門歷史文化敘述的國家觀念不斷明確和強化。據不完全統計，《清史·典誌》《中國地域文化通覽》《中國民間文學集成》《中國海洋文化》《中國人口》《改革開放史40周年》《中國博物館》等二十多部國家級大型文化叢書均設立《澳門卷》。值得一提的是，《新編中國通史》設立《港澳台卷·澳門編》，這是國家組織的通史纂修中首次將澳門與香港、台灣一起納入國家歷史敘述篇章。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對地方史如何納入國家歷史敘述具有重要的示範意義和引領作用。2021年5月，中國歷史研究院與澳門科技大學合作共建的“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掛牌成立。該中心是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以來合作共建的第一家地方性實體研究中心。該中心積極踐行“全球文明倡議”，2023年11月，與相關部門合作舉辦首次“中國-葡語國家文明互鑒論壇”，推動以澳門為平台的文明互鑒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回歸以來，澳門學者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道路越走越寬了。在國家歷史、中外文明互鑒框架下，澳門本土歷史研究以及以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為研究對象的澳門學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2019年澳門開設歷史學博士學位課程，“澳門史”首次被列入主幹課程；2010年舉辦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會議、2022年成立“澳門學研究中心”，以文獻檔案、文化遺存為基礎，以中外文明交往、交流及其成果為對象，探尋文明互鑒發展歷程及其規律與效應的綜合性學科——澳門學，進入了“有目標、有機構、有課程、有團隊、有平台”的新階段。
三、回歸以來，澳門地方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越走越堅實、路子越走越寬廣，為參與國家治理、協助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新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國家所需、澳門所長”是回歸以來形成的具有高度共識的國家與地方良好互動關係的精準概括。在新形勢下，如何進一步推進“國家所需、澳門所長”是新一屆澳門特區政府的新使命、新擔當。過去我們經常講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新當選並獲中央政府任命的第六任行政長官岑浩輝近日表示，澳門要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是正確理解國家與地方關係的、具有抱負和遠見的新表述：“融入”和“服務”並舉，表明澳門既要緊跟國家發展步伐，獲得新的發展機遇的“地方需求”，又要發揮澳門所長，為國家發展提供有力支持的“地方責任”。
在新的時期，什麼是“國家所需”？“澳門所長”又體現在哪裡？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把澳門的事情辦好、穩健推進“一國兩制”澳門新實踐就是最大的“國家所需”。具體而言，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走偏，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不斷提高管治水平，保持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並且能夠從澳門社會的長遠發展、健康發展“落筆”，摸清和解決影響澳門長遠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在建設“法治澳門” “文化澳門”“活力澳門”“幸福澳門”的基礎上，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健康澳門”——所謂“健康澳門”，是指社會結構均衡、全民素質提升、居民安居樂業、國際形象良好的健康社會。就“融入國家”而言，改變等待國家“送大禮”的傳統心態，將澳門的“發展需求”納入國家“十五五規劃”，在參與國家建設中獲取新的發展機遇。
李自松
李自松：澳門文化價值巨大 可對國家軟實力做貢獻
我1999年在回歸前來到澳門，算是跟澳門特區一塊成長。如果是從人口、地理、經濟規模這些概念來講，澳門很小，可能真的就是一個鄉鎮的面積、一個縣的人口。但是澳門的文化價值，是非常大的。
回歸25年來，大家都評價說澳門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一個發展階段、發展時期。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另外一個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意義，這是澳門能夠為國家在軟實力方面作出貢獻的一個強項。
幾百年以來，截然不同的中西文化在澳門長期地接觸交融，互相滲透融合，創造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文化。我覺得，澳門文化其實是給我們各個民族、語言、宗教等各種不同背景的人怎麼能夠和諧相處，提供了一種互動共生的成功模式。
我今天是以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理事長的身份來跟大家學習分享，而我本身的工作是在蓮花衛視。在2008年籌備蓮花衛視的時候，投資人跟我聊電視台的定位，我當時就提出來說我們不做新聞，而澳門的文化內涵非常豐富、非常多元，是值得去挖掘的。所以蓮花衛視成立的時候，我們就提出來叫“文化立台”。
文化界聯合總會去年8月剛剛成立，目的是能夠促進澳門文化界的大團結、大聯合、大協助，來提升澳門文化藝術的專業水平，協助文化藝術界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文化澳門”的願景是澳門第六任行政長官、候任特首岑浩輝先生競選政綱裡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也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因為從人口規模、地理、面積、經濟體量看，澳門是小之又小的；但是它的文化價值，絕對是遠遠超過其體量的，影響巨大。我認為，研究澳門多元文化共同和諧互動的經驗，需要從更高的站位來看，這樣才能真正發揮“國家所需、澳門所長”的文化優勢；澳門文化的力量對弘揚中華文化，對配合國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戰略的意義。
西方文化傳入的起點從時間上來說是明末清初，從地域上來看就是澳門。整個清代將近300年的期間，這種傳入時斷時續，時強時弱，但是一直沒有間斷。我想這就是澳門中西文化的一個基礎和底蘊。
回歸25年來，澳門歷史城區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今年澳門又剛剛獲得了東亞文化之都的稱號。特區政府現在也提出要打造演藝之都、體育之城。再結合國家在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裡提出來的，要把澳門打造成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這樣的一個戰略，我覺得相較於歷史上被動的開放，現在從國家戰略層面、澳門特區政府決策層面都是在更主動地做一個文化的抉擇——就是希望能夠在澳門本身的努力、在國家的支持下高質量搭建中西文化交流平台，再一次讓澳門成為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這樣一個橋頭堡和樞紐。
澳門的多元文化的特徵是非常明顯的，我自己有很多的經歷與經驗。比如說每年澳門航空，如果有新的飛機加入機隊的時候，它都會在機場做一個叫祈福的儀式或者叫命名的儀式。它會請佛教的高僧，也會請主教和道士，你誦你的經，我念我的佛，他施他的法，大家一起來共同祈福。
澳門佛教總會的高僧曾經跟我聊，他們宗教界這幾年一直在辦澳門五宗教音樂欣賞會。澳門宗教界幾個主要的宗教如佛教、天主教、道教、基督教、巴哈伊教，每年都會把他們的音樂作品拿出來，共同辦一個音樂欣賞會，請各界的人士來一起欣賞。今年大概也就是11月，他們今年又增加了第六宗教，又加了一個伊斯蘭教。
相比世界其他的地方因為宗教、因為民族的衝突，導致現在到處打仗，到處戰火紛飛、生靈塗炭，澳門宗教之間的關係簡直是一種典範——不僅沒有矛盾，大家還可以一塊共同來辦音樂會。
我覺得澳門宗教界能夠共榮共生、不同而和，這就是澳門多元文化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融合的一個最佳的範例。
澳門文化的多元、和諧、包容，在今天這樣的一個世界局勢之下，顯得特別的珍貴。我覺得這可能也是澳門將來能夠發揮自己的文化的力量，能夠給國家做貢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現在澳門很多人都講“國家所需、澳門所長”，我覺得澳門的價值確實是能給國家做貢獻的，其實是在文化上。怎麼在澳門講好中國的故事，怎麼在澳門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怎麼讓國際上更多的人士到澳門來受到中華文化的洗禮、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然後再通過他們的語言、方式、平台來傳播中華文化，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歷史上澳門發揮過很多這樣的作用，但是在現代或者在未來，澳門到底能不能還在文化上發揮這樣的重大作用，我覺得這是澳門真正值得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10月2日的時候，現在的候任行政長官岑浩輝先生約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代表去跟他見面，談的就是文總的發展和澳門文化的發展。當時我個人發言中就重點在談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打造澳門的城市文化IP，談如何發揮澳門文化的作用。
澳門現在其實真正能稱得上文化IP的，在我看來，一個是靜態的，就是澳門歷史城區、世界文化遺產；另外一個就是1954年創辦的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這個大賽車創辦70多年了，包括在疫情期間都沒有中斷過，影響力還是很大的。我想之所以它影響很大，一個就是它歷史悠久，第二個就是它有很濃重的澳門這樣的一個城市的IP的特色。它是一個城市賽道，而且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既舉辦汽車、也舉辦電單車的賽車的一個賽事。
另外還有算是 IP的幾個東西，比如說1987年創辦的澳門國際音樂節，1988年創辦的澳門藝術節。如果一個旅遊方面的常設項目也算是文化的IP的話，就是澳門國際煙花匯演，1989年創辦的。
回歸25年來，整個澳門的特區政府對文化的投入、對文化IP的打造是不夠的。我們回歸25年來，還沒有一個是連續辦了20多年的新項目，能夠在國際上的專業領域裡面被大家公認為有影響力、有話語權、有澳門的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特徵的文化藝術的IP。
所以我那天也說，我們澳門一直在吃老本，我們講的文化都是歷史上的東西。可是在今天，包括在未來，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如何再來發揮這樣的作用，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要考慮的。
根據文化局的統計，在2023年，澳門總共有2000項左右的文化藝術活動，總共演出大概有1萬場次。可是它對澳門文化的沉澱、對澳門文化藝術在亞洲、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到底留下了什麼？
所以我們也提出來，將來政府在資源的投放方面如何能夠真正去做一些文化的IP，這種文化它包含有澳門本身的這樣的一個屬性，就是利用澳門這樣的一個角色，這樣的一個身份，能夠更好地來講中國故事，更好地來傳播中華文化。這個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就先說這麼多。
蔣朝陽
蔣朝陽：回歸25年 澳門法治發展成就斐然
今天我想談談澳門法治發展的經驗和完善，先談一下宏觀的，然後談一下具體的。
首先談澳門法治建設的成就。澳門回歸25年來，法治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截至2024年10月，澳門特區立法會通過了大約403部法律，行政長官制定了大約867部行政法規。法治建設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圍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2009年率先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2023年完成系統修改《維護國家安全法》和配套立法；持續優化維護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增設專責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機構，強化執法力量配備；制定保守國家秘密及武器管控的法律制度，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長治久安的法律屏障。
二是維護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不斷推進與基本法實施的配套法律機制。
三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落實行政主導原則，通過制定澳門特區的“立法法”，保障行政長官制定行政法規的職權，完善行政主導體制，發揮行政主導作用。制定民防法律制度，推進公共行政等制度改革，修改《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及相關法規，制定及修改系列法律配合電子政務發展所需，簡政便民。階段性完成“原有法律”的清理和適應化工作，截至2019年11月18日，原有法律及法令當中不生效狀況明確的法規共有802項，經技術分析已被默示廢止的法規共 2項，至今仍生效的原有法規則共有556項。
四是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立法。特區政府圍繞“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設目標，修訂博彩法，保障博彩業依法健康有序發展。支持現代金融產業發展，完成包括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在內的相關金融制度立法。適應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的發展，制定實施《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成立藥物監督管理局，建立澳門中藥檢測中心。訂定在廣東省珠海市拱北口岸東南側相關陸地和海域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基本規範，推動澳門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五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積極推動政策創新、規則銜接、立法工作、法治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中21項需國家支持出台配套政策均已落地。深合區已封關實施貨物“一線”放開、“二線”管住、人員進出高度便利，鼓勵類產業目錄、企業和個人“雙15%”優惠政策及澳門居民所得稅政策、金融支持橫琴30條等重大政策法規陸續出台，推動與珠海市人大區域協同立法。
六是推動民生福利立法。制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都市更新法律制度。住房方面，推進五階梯房屋政策，修訂經濟房屋法，制定社會房屋法，通過夾心房屋法律制度，構建有效住房保障體系；因應新形勢配合政府樓市政策，制定調整相關稅務措施等。
七是特區司法機關嚴格行使基本法賦予的司法權，是維護特區法治的基石。例如，在終審法院的司法見解方面，回歸以來至2023年，一共做出了17個統一司法見解，涉及民事、刑事、行政和稅務。終審法院通過行使統一司法見解這一重要的司法職能，解決了因法律滯後或規定不明確所帶來的行政執法和司法運作中出現的分歧，推動了特區法制與時俱進，統一了行政執法和司法裁判標準，填補了有關法律的空白，維護了特區法制的統一和權威，維護了特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另外，與內地、粵港澳大灣區以及橫琴深合區法院之間司法協助合作越來越緊密，在司法方面逐步落實機制對接以及規則銜接。
八是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蓬勃發展。法學教育起步於澳門回歸前的澳門大學法學院（原東亞大學），澳門特區成立後，相繼成立了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澳門城市大學法學院以及澳門理工大學“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此外，還設有專門培訓機構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
在法學理論研究方面，澳門大學法學院與澳門基金會、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合作，進行《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叢書》的編寫工作，現已出版近20餘本。
駱偉建
駱偉建：第一要務發展經濟 行政主導 愛國者治澳
未來澳門的發展，不可能脫離澳門過去25年的歷史的發展，它實際上應該是原來的發展的延續。我個人覺得有三個方面的工作是要堅持，但是也要有創新，這樣才能夠推動“一國兩制”的發展。
第一，我覺得澳門回歸25年之所以“一國兩制”取得成功的實踐，很關鍵的一個因素就是澳門特區政府始終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施政的第一要務， 25年從來沒有偏離這個中心任務。正是在這樣一個中心任務的指導下，所以澳門才取得了經濟發展的成就，使澳門的民生得到極大的改善；也因此才能夠使得澳門社會比較穩定、和諧，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那麼這個成功的經驗，反過來告訴我們什麼呢？我們澳門如果要繼續抓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核心工作，就面臨一個澳門經濟如何持續發展的問題。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但是澳門今天的經濟結構是不是能夠支撐未來的持續發展？這是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目前無論是中央也好，澳門也好，大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才有一個經濟“適度多元”的要求。
所以未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澳門就要集中力量，研究、落實怎樣做好“適度多元”的工作。從地域環境來講，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範圍內，可能還是要以一個中心即旅遊休闲為主去發展。那麼圍繞一個中心的其他的經濟“適度多元”，可能都會放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去做的。所以在這個範圍內，如何能夠把橫琴的深度合作區搞好，這是澳門將面臨的一個非常重大的挑戰。
從我們法律工作者的角度來講，本來三個不同的制度是各有優勢的，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夠很好地銜接，可能就會變成障礙了。就像一個橋，兩岸都有好風光，但是中間缺了一個橋，結果誰也看不到對岸。那麼你要達到享受對岸好風光的目的，那就要建個橋，橋就是銜接。但是這個橋怎麼建？以什麼方式建？確實有很多挑戰，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要下很多功夫的。
我的總體看法是，銜接、對接應該是雙向的，雙方都要努力，不能是澳門人總是盯著內地怎麼跟我銜接，對吧？這個不太現實。有些方面我們內地確實要進行一些制度改革來跟澳門銜接，這樣有利於澳門方到橫琴去發展，包括我們現在講的專業資格的認可、執業資格的認可，比如澳门在横琴辦個新街坊等等，都有很多銜接需要做。但是很多問題也不可能不許澳門銜接內地的。澳門的事情你不能叫內地改，比如說澳门已經改過社保、老人養老，這就是我們澳門主動修改，去銜接內地的規定。等等類似這一些，未來要做。
發展經濟就是要“適度多元”，“適度多元”就要借助於國家給澳門的一個發展空間，就是區域合作。區域合作對澳門來說，最首要的就是整合區域。區域整合能不能搞好？成敗的關鍵，或者說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規則的對接。
第二，澳門25周年取得的成就，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強政府。澳門很好地發揮了行政主導的作用，政府相對比較強，立法會配合，所以特區政府的施政就比較順暢。如果行政、立法是對立對抗的、拖後腿的，政府也幹不了很多事情。這是我們澳門成功的地方。
但是從未來的發展角度講，恰恰它也給行政主導提出了問題。什麼問題？就是既然你主導，那麼你就要有效地管理。如果你主導，但是你又不能夠履行既定的職責、提高有效的管理，反而就拖慢了社會的發展。這一點我覺得也是我們澳門社會市民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說，政府的管制效能應該有待提高。特別是涉及到很多辦事的效率、政策的執行，包括大家反映比較集中的一些政府的公職人員，在施政過程中往往找一些借口，被大家譏笑為所謂“依法不作為”，這都是不利於發揮行政主導作用的。這個一定要改，不進行改革的話，將來會拖慢澳門的發展。
我認為首要的還是應該從觀念的改革開始。就是我們經常講的，還是要解放思想，要有改革的精神。如果你不具備這些東西，如果人的問題不解決，很多事情是辦不好的。這個方面，未來可能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第三，我覺得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原因，確實是澳門在過去20多年來始終能夠把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的手裡，所以它能夠理解中央的方針，能夠認真貫徹執行中央的政策，能夠維持社會的穩定，也就形成目前的政治格局，這是一個好的方面。
林廣志
林廣志：服務國家對外開放澳門應有更大擔當與作為
澳門擁有諸多“所長”。從服務“國家所需”而言，最具優勢的，莫過於與葡語國家的歷史文化聯繫。因此，在服務國家對外開放、促進“一帶一路”倡議方面，澳門應該有更大擔當、更大作為。
事實上，澳門與八個葡語國家的聯繫密切程度存在差異，除了葡萄牙，其他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以及亞洲的東帝汶，與澳門的關係“頗為疏遠”，澳門可以聯絡深耕、發揮作用的空間還很大。加強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鑒，這正是國家對外開放、參與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是澳門容易發揮作用之所在。其殷切在中央，其舞台在澳門，其重點在內地，其目標在國際。“小桌子唱大戲”，澳門應該努力做好做實“這篇大文章”。
蔣朝陽
蔣朝陽：澳門應加快法律現代化進程
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要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支持香港、澳門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同時，也就法治建設作出了重要闡述。這些論述，為澳門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和澳門特區法治建設提供了重要指引。
第一要圍繞全面貫徹實施憲法，維護憲法權威，落實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相關制度。例如，在特別行政區建立國家“憲法日”制度；根據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完善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公佈實施和立法實施的標準和機制等。
第二要落實與基本法配套實施的制度與機制。首先要完善以基本法為核心的特別行政區法律體系。例如，圍繞基本法基本權利條款、經濟部分條款、文化和社會事務條款以及對外事務的條款，研究如何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推動重點領域、新興領域立法，統籌立改廢釋纂，對556項仍生效的原有法律及法令繼續進行有關法律清理和適應化工作。
其次是落實特別行政區任何法律、法令、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均不得與基本法相抵觸的制度和機制：探索在特別行政區建立合基本法事前審查機制，所有的法律起草或修改草案，凡涉及合基本法問題需要明確法律草案相關規定含義的，須經過嚴格的合基本法審查；探索合基本法問題諮詢、論證、說明程序機制。
再次是落實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的制度和機制。這次新修訂的維護國家安全法也規定，行政長官就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並就澳門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的情況提交年度報告。除現行行政長官向中央述職制度外，需要探索建立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制度。
第三我認為應該加快法律現代化進程。首先是加快“五大法典”系統修訂。澳門特區法律大部分為保留下來的原有法律，法律內容老化的現象比較突出。例如，在澳門回歸時，保留下來的法律有122個、法令732個，其中，1994年制定的法律有55個，法令405個，有些甚至還是19世紀制定的，例如，刑法典是1886年的版本，商法典是1888年的版本，刑事訴訟法典是1929年的版本，民事訴訟法典是1961年的版本，民法典是1967年的版本。澳門回歸以來，儘管對上述法典作了不少小範圍的修訂，但隨著澳門經濟高速發展，科技迅猛發展，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發生了急劇的變遷，原有法律的內容許多已出現不適應社會需要的情況。其次是在加強社會民生保障、促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參與建設大灣區和橫琴深合區等方面，還需要制定或修改完善多部法律。
第四是提升行政效率，系統修訂不合時宜的法律。
第五是提升司法效率，適時修訂相關訴訟法。例如增加“審限”的規定，加快“積案”的處理進度。
第六是完善法學教育體系，構建澳門特色的法學理論體系，構建澳門特別行政區自主法學知識體系。
曾忠祿
曾忠祿：產業須多元化 也要保持澳門博彩國際競爭力
我覺得針對前面提出的問題，整個經濟應該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當然就是產業多元化，通過發展更多的非博彩的旅遊元素或者其他產業，降低對博彩業的依賴。
另外一方面，也要進一步改善澳門的博彩業，要持續保持澳門博彩業在國際上有競爭力。如果澳門的博彩業在國際上沒有競爭力了，它就會萎縮；客人就會消失，會轉移到其他地方去。
我覺得在多元化這方面，澳門需要通過大量的創新來實現。為什麼拉斯維加斯的博彩業同樣有很久的歷史，但是仍然在快速地增長？它去年的博彩業已經超過疫情前了，對年輕人的吸引力越來越強？它是怎麼做到的？
我認為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創新。拉斯維加斯吸引年輕人的主要方法包括，非博彩娛樂與博彩融合，體育賽事與娛樂的融合、將實體店與數字平台相結合等。
拉斯維加斯過去多年一直在發展大型夜總會和大型表演。大家在夜總會裡面狂歡，還有DJ來吸引。一個大型表演可吸引上萬人。這種娛樂消費創造的價值不會低於博彩業。也因此，博彩業的收入佔整個拉斯維加斯經濟的比重比較低。
拉斯維加斯最近還有一個重要的發展，就是它成為了世界的運動之都、體育賽事之都。像美國國家橄欖球聯盟(NFL)的突襲者隊(Raiders) 和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 的A隊這樣的著名球隊都在拉斯維加斯安家；美國國家女子籃球聯盟最早的創始球隊WNBA 王牌隊2017年搬到了拉斯維加斯，並改名為Las Vegas Aces；北美地區（美國和加拿大）的主要職業冰球聯盟 NHL 的黃金騎士隊也將冠軍獎盃帶回了拉斯維加斯。如今拉斯維加斯已經成為世界上大型體育賽事的首選地，從超級杯到一級方程式賽車。
這對年輕人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這是拉斯維加斯遊客年齡結構越來越年輕化的最重要原因。反觀澳門，在這個方面就比拉斯維加斯差得太遠了。
現在的多元化，政府強調的是頂層設計。但我們知道多元化要依靠創新，但創新充滿不確定性，不確定的東西你怎麼設計呢？
因此澳門的多元化發展一定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頂層設計指明大方向，另一方面是推動自我驅動、自下而上的創新。很多重大的創新其實都是以後一種方式出現的，比如阿里巴巴、騰訊，都不是頂層設計出來的，都是自發創新做出來的。
對於多元化，政府的指引是必要的，但是底層的創新才能真正激發澳門社會的企業家精神，因此這塊我們要發力。不然，可能永遠都找不到最好的多元化的產業。
另一方面，博彩業要進一步完善。現在博彩業為什麼在整個社會的形象仍然非常負面？最主要原因就是澳門的博彩業的本身還存在著比較多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澳門在“負責任博彩”這方面做得不夠。
澳門未來如果不改善這一塊的話，澳門博彩業的負面形象就很難改變。而在拉斯維加斯，在新加坡博彩業的形象都沒有這麼負面，因為他們在這方面的“問題賭客”比澳門少很多。
因此我覺得澳門在賭場干預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賭場干預的工作比較複雜。首先你要有法律依據，這就需要立法；有了法律依據之後，你還要能正確判斷一個人是不是“病態賭博”，因此這涉及政府或者社會建立一個評估“問題賭博”的標準。然後第三個才涉及到賭場的具體執行。而賭場的執行又涉及對員工的培訓。這些都是很有挑戰性的工作，但這是必須要做的工作。
李自松
李自松：打造澳門文化IP需要孵化和培育
澳門確實要打造城市的文化IP，這個應該有澳門的孵化元素。一個是要引進、落地一些大型的、領軍的文化企業文化IP。我們能不能把這些領軍的人才，領軍的文化企業，這些大型的文化IP，體育的也好，賽事的也好，文旅的也好——就像在澳門建基地、建碼頭一樣，你不僅自己可以造船，還得讓人家的遊輪來停靠。光靠自己澳門這個市場一定是不行的，一定需要一些外來文化的輸入，才能滿足多元化的遊客的需求。
如何來吸引？我覺得政策驅動也好，資源驅動也好，配套的東西就是思考如何讓人有興趣來澳門。這些大型文化活動的投入確實很大，因此也是需要市場化、公司化的運作。政府衹能在政策上、在一些資源上做一些配套，做一些驅動，做一些支持，但是歸根結底還是要有一個生態要鼓勵。
文化這個東西沒有名人效應是不行的，演員也好，導演也好，編劇也好，音樂的跳舞的也好，都必須要最頂尖的人，才能把相關的頂級人才聚攏起來。
簡單而言，澳門文化的IP的打造，一個是怎麼來孵化和培育，一個是怎麼能夠吸引。
吳志良總結：需要激發澳門內生的動力
時間把握得非常好，非常感謝大家，從“一國兩制”、博彩、教育、歷史、文化、經濟、法律各個方面，對澳門過去的25年做了個總結，也梳理了一些問題，作出了一些展望。
我認為有兩件事情我們要關注，第一個就是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港澳提出的新要求，就是港澳要“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完善港澳發揮對外開放作用的機制。
第二個事情就是，澳門的下一任行政長官岑浩輝先生在競選政綱中提出了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目標。
一個是中央的要求，一個是澳門下屆特區政府努力的目標。我認為，這個政綱是一個有高度、有溫度、接地氣的政綱。
剛才有幾個學者都談到，澳門有很多法律的問題要解決。怎麼樣才會有更好的法治？無論是從法律本身的發展，還是經濟的發展，包括博彩的問題，都需要解決一些法律問題，使之具有更好的法律依據。
活力澳門更是了。澳門其實內生的動力一直都不是很夠的，怎麼來激發澳門的活力，這是未來會碰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既然內生動力不足，澳門怎麼借力發展就非常重要。剛才自松談到文化上如何借力發展的問題，68萬人口，32平方公里土地，這麼小的地方，特別是怎麼促進港澳一體化、借助香港的國際化網絡和外力，怎麼通過參與橫琴的開發、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開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尋求擴大格局？格局擴大了，澳門本身的很多問題也就可以鬆綁了。因為在澳門這樣一個小的地方，手腳很容易被綁起來。僅僅靠自己解決本身的問題的確很難，轉不過身來怎麼解決問題呢？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國兩制”經過25年的實踐，的確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事實上它還有很多潛在的價值和作用並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要不然，二十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也不會提出要“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就是說，港澳在助力國家改革開放方面，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所以一方面我們要關注內生的發展動力，另一方面要思考怎麼來為國家作出貢獻，並在參與強國建設中分享紅利和榮光。
為國家作出貢獻方面，剛才大家也談了一部分。我認為其中之一是我們要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和它的政策優勢，怎麼進一步做好促進兩岸關係的工作，特別通過澳門增強台灣民眾、尤其是青少年對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瞭解和認識；怎麼進一步加強與葡語國家的關係和做好東南亞華僑的民心相通的工作。
從經貿方面我們能做的事情可能未必會有很多，但從文化方面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包括教育的合作，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例如我們法律的改革，如果我們成功了，對很多葡語國家會有幫助。因為葡語國家很多都延續了葡萄牙的法律，但是它自己的法律體系也需要適應完善和現代化；如果我們澳門的法律改革能夠做一個示範的話，也可以對這些國家產生很大的影響。
另外一個工作是在中國的國際傳播方面，特別是目前在“小院高牆”的大環境之下，怎麼協助國家在傳播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價值、我們的理念方面有所突破，擴大文化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澳門傳統上就是一個中西交往的橋樑，例如剛才有學者說的“文化硅谷”，我們能把內地一流的文藝大家、文博機構、文博項目請過來，最好有部分在澳門落地落戶；接著又把海外一流的文藝大家、文博機構和文博專案請到澳門來，讓中外大家在這裡交流思想、切磋技藝、共同創作、共同展演，就能更充分地發揮澳門這個舞台的作用，真正做到小桌子唱大戲。
澳門雖然地方很小，但在國家的發展戰略中要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不難；要發揮作用，也是不難的。關鍵我們要有一些適當的政策和具體的項目，來支撐這個適當的位置。
“澳門所長、國家所需”的口號我們說了很多年，但是我們最擅長的是什麼？國家需要的是什麼？兩者之間怎麼來對接？其實這方面要做的文章還是很多的，要找到對接的項目也不難。現在關鍵的是我們不能再停留在口號上，而是要採取具體的行動。
我相信澳門回歸25年的經驗與教訓經過全面的總結，大家已經提高了認識。如果在“一國兩制”的第二階段，我們能進一步解放思想，改變觀念，無論是澳門、澳門對國家發展的貢獻都會越做越好。
今天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與中評智庫基金會特地合作舉辦這個思想者論壇，說明我們聯合總會也希望在推動文化發展、集聚大家的思想方面做點工作。因為文化主要產生的不僅是一些文藝的作品，更要出思想、出思路。澳門現在最需要的，我認為是思想，是視野，當然還要行動，要落實。
再次感謝大家，花了將近三個小時的時間，對澳門過去25年做了個總結。雖然我們對這些領域的總結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整體的思路我認為是有參考價值的。
王平
王平：適度多元有歷史追求 成現實任務
一轉眼，澳門回歸25年了。當年我來澳門採訪特首選委會投票，現場聆聽馬萬祺老先生一聲“開槍”（開箱），在全場熱烈的歡笑聲中產生了澳門第一位特首。而在回歸慶典前一日我到機場停機坪附近拍攝江澤民主席、朱鎔基總理蒞臨澳門，當時兩架專機落地前後微雨陽光的奇景，還是歷歷在目。
我在香港囘歸前就多次來澳門採訪，到今年距離第一次來澳門，已經跨越30年了。回歸前採訪了很多活動，我拍的澳門首屆金腰帶拳擊賽照片還拿到1994年香港體育攝影黑白組的金獎。所以，我對澳門還是很有感情的。
剛才大家的發言中提到了回歸後政治、安全、經濟、兩岸等領域的發展，澳門回歸後不久，《中國評論》月刊就刊登了首任特首何厚鏵的專訪。我陸續採訪過迅速將澳門從一個相當混亂的地方治理成世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的時任警察局長（現在是保安司司長）黃少澤，以及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許士元、時任澳門航空總經理張紅鷹等，分別就政治、安全、經濟、兩岸加強聯繋等方面向讀者介紹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也陸續參與了一些在澳門舉辦的會議，包括多次舉辦思想者論壇。今天也在座的駱教授已經多次參加這個論壇，給我們的讀者提供了很多關於澳門的精闢觀點。吳志良主席在我們《中國評論》月刊創辦之初，就已經密切聯繫與合作。
從一開始對澳門充滿好奇，到後來親身接觸與近距離觀察，我對澳門可以說一直關注。當然，我達不到諸位專家學者對澳門現狀的研究水平，衹是想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淺談一點我的看法。
澳門博彩業在回歸之後的發展無疑是令人驚豔的，人均GDP目前是世界第5，但“適度多元”的進展似乎不夠理想。如同香港通過製造業內移珠江三角洲在一定時間內曾經獲得巨大成功，但是當某個領域的錢太好賺的時候，往往會排斥變革，從而變相壓抑其他領域的發展空間。
三年疫情凸顯了澳門經濟結構單一的問題，在澳門外圍包括中國內地、香港經濟都出現下滑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澳門社會本身對經濟支柱多元化的認同上升，另外從國家發展戰略層面看，也確實需要解決金融安全方面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
自特朗普上次執政，中國與美西方的競爭烈度大幅上升了，我2019年來澳門參加一個研討會的時候提出，中美之間進入了“極限相持”的高危時段。當外部矛盾升級、敵對行為強化的時候，促使中國為了保障經濟建設，必須從國家安全特別是金融安全的角度考慮，堵塞以往沒有特別在意的漏洞。而為了澳門的“一國兩制”能夠長期保持繁榮穩定，將“適度多元”定為澳門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促使澳門社會充分認識阻滯轉型的危機、凝聚主動轉型的共識，應該說已經是必由之路。
去年8月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張榮順在“澳門城市轉型發展對話會”上表示，中央政府明確提出並堅定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城市轉型，出台了包括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開發橫琴島、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為澳門發展提供了強大動能、開闢了光明前景。澳門需要明確定位、堅定信心、凝聚智慧，努力實現中央政府政策目標和城市轉型。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在同一場合表示：按照既定發展方向，加快構建符合澳門實際、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結構。
通過兩位身份能夠分別代表中央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的重要官員的講話，可以看出“適度多元發展”對於澳門作為一個國家的特別行政區而言，已經不再僅僅是“希望如此”，而是已經變成了從國家層面要求澳門這個特殊經濟體在選擇發展路徑方面的“必須如此”。
“適度多元”的問題提出了這麼多年，可以說是一個老大難問題。澳門這個對外部環境依附性很強的特殊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基本框架結構是經過長期的歷史衝撞與調適才形成的。認真推動“適度多元”，應該說就必須對澳門經濟的基本框架結構進行較大規模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動搖根本”。
今天有專家強調，澳門公務員系統在有效管治上能夠充分認知國家發展、珍愛澳門、同心同德、同向努力，對我這個常年生活在同樣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的人來說，感受頗深。相信在國家政策的加持下，在澳門大量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和各界別的共同努力下，會逐步調適方向，在“適度多元”的既定目標上共同夯實、興建更多的經濟支柱，實現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到各位專家，再次表示感謝。我們中國評論希望將來繼續得到各位專家學者的垂注與支持。
評論員簡介：
吳志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澳門學者同盟創會主席；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主要從事澳門歷史與政治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澳門政治制度史》、《東西交匯看澳門》及《悅讀澳門》等。
龐川：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研究生院院長，同時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議員及江西省政協常委。於上海復旦大學獲得理學學士、管理學碩士和管理學博士學位。
駱偉建：1987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法律系，獲法學博士學位。1998年至2000年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工作。曾參與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處工作，出任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2001年受聘澳門大學法學院至今，現任職客席教授。澳門學者同盟大會主席。
蔣朝陽：北京大學法學學士、法學碩士和法學博士。現為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改革諮詢委員會委員。主要教學與研究領域為憲法、基本法、行政法。著有《澳門基本法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法治》（2016）。
林廣志：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澳門歷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澳門學以及國際關係和澳門公共政策研究。出版《澳門之魂——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等，主編《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展報告》等。
李自松：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理事長，澳門蓮花衛視董事、台長。資深電視工作者，澳門衛星電視產業創始人之一。曾任澳門衛視旅遊台新聞副總監、澳門衛視新聞總編輯、澳亞衛視新聞部主任等職務。目前擔任中國文聯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視協理事、澳門第四、五、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
曾忠祿：澳門理工學院教授（2002-2023），《世界博彩與旅遊研究》期刊主編（2017至今），特區政府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2017-2023），亞太博彩研究學會會長（2012至今）。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澳門博彩產業發展戰略、微型經濟、戰略管理等。發表論文近200篇，出版著作6部，曾主持澳門科技基金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聯合資助項目等。
王平：中評智庫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評論通訊社副社長。從事媒體行業近四十年，專著有《宗法宗族觀念：中國製造與創新的關鍵文化基因》《宗法宗族思想觀念與中國私營企業管理》，另有專訪集《兩岸四地政經精英訪談錄》及大量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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